我们可以考虑中国面临的如下几个特殊风险应当关注：
1）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险。
美元是世界货币，在零利率的驱动下，美国大量的货币投放势必漫向全球，收购全球低价优质资产，全球资源迅速向美国及其跨国公司聚合。从而短期内极大增加美元的物质基础，形成新的美元优势。
相对而言，中国失去竞争优势，甚至是货币金融领域遭遇美国的长期碾压。如果此时，美联储与脸书合作推出以扩张以后的美元为基础的数字货币，而且这种数字货币具有跨境支付功能，那么，这种金融侵略将是致命的。
2）美国加大对于中国的金融和货币冲击的可能性再结合上述"货币异变式攻击"，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必定受阻，甚至可能丧失几十年的外向型经济成果。
美元和美国控制的全球金融体系，无论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力，都是经济灾难。中国必须在贸易结算、货币制度、数字货币方面防范于未然，不能抱着任何侥幸心理。
3）中国国内风险仍然较大，存在"三大断崖"。
"慕尼黑安全会议"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国际上反华势力的"分兵合围战略"。由于金融对外开放的推进，金融风险敞口加大。经济金融发展面临制度、结构等诸多瓶颈，难度从未有过。
尽管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也具有很多优势，有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
所以，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要始终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科学谨慎地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步步为营地筑牢金融与货币的防火墙。针对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问题、"三大断崖"问题，近期可以考虑分步骤地采取以下措施：
a) 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加大实施力度。把好充分就业的数量关和质量关。
充分就业实际上就是人的价值最大化，一旦实现充分就业，基本上就能够实现其他几个货币政策目标。不但要增加就业的数量，还需要不断提高就业的质量。
传统的货币政策往往盯住经济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愈来愈容易显示错误的信号。原因是受科技革命影响，价值函数、生产函数、增长函数由原来的线性状态转变为"无形化、多维化"的几何级数，控制增长速度明显是错误的做法。再加上中国 GDP 统计的特殊性和 M2 结构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现制度性结构性的"数字陷阱"，从而引发"政府失灵"问题。
其实，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目标。一旦实现了真正的充分就业，其他目标就能够实现。
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只要中国 14 亿人的价值提高了，就不惧怕任何外来的冲击。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打造全球最优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目前的充分就业空间巨大，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发展不充分"问题，特别是要关注科技革命引起的人的价值函数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货币政策领域从理论和技术上深入研究。
以往把货币政策盯住 GDP、M2/GDP 等做法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理论惯性陷阱损失”。这个问题一直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红利，甚至科技革命还能为中国带来比过去 30 多年还大的制度红利。
实际生活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实现充分就业的空间巨大，我们每个人实际产生的价值距离应有的价值甚远，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
由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如果调整到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为标准的充分就业上来，使就业既有数量上的充分性又有质量上的充分性。
b) 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动态的、精准的、宏观与微观协同的市场化机制，实现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使中国人均价值赶上美国。
未来中央银行的改革将从"信用货币时代"转变到"价值货币时代"。从中央银行产生的那个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创造货币的任务，但是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通货膨胀，所以中央银行既要制造通货膨胀，又要反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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