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作为经济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重新评估各类生产要素，思考如何通过提升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与发掘新型生产要素来帮助财政开源节流。
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与数字社会三位一体的“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于企业而言，数据已成为构筑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力的关键生产要素；于个人而言，无处不在的“触网留痕”使得民众对数据与个人信息安全的关切益深，数据权益意识愈强；于政府而言，政府职能的膨胀与行政触手的延伸使其积累了大量的政务数据，（注：例如2016年5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但政务数据的价值却并未得到有效开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注：原文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在此顶层设计下，各级政府应盘活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努力实现向“数据财政”的转型升级。为此，首先必须在政府管理过程中积累好、使用好政务数据，在此基础上方能发挥政务数据对市场经济建设，对生产力提升与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无论是作为政府数据资产投资还是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进而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因此，首先要明确数据是政府管理的核心抓手这一命题。
在具体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阐释一下数据与信息的联系与区别。数据与信息是源自信息通信领域的概念，学界关于数据与信息的关系已有颇多论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国管理思想家罗素・艾可夫提出的DIKW体系（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DIKW体系将人类的知识体系归纳为一个金字塔形的层次体系，由下至上分别为数据、信息、知识与智慧。具体言之，数据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数量、属性、位置及其相关关系和运动过程观察记录的抽象表示，其数量巨大但关系不明；而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工等操作所获得的具有逻辑、能对客观世界产生影响的有意义的内容为信息。[9]在传统环境语境下的数据，与文字、图像、声音等一样只是众多信息载体中的一种，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以数字化形式呈现。而在新兴的电子通信环境下，包括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在内的所有信息呈现形式最终都需要借助电子数据才能实现传输、存储和显示，即数据成为了一种更基础的信息载体。在不需做严格区分的语境中，数据与信息这一表示载体与内容的概念往往混用。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作为民意的代理人，依法管理着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此之谓行政管理或曰政府管理。[10]各项行政事务千头万绪，有条不紊的关键在于对政务数据的积累与运用，政府的所有职能无论是管理还是服务均需围绕此展开。关于国家与政府的起源，霍布斯、卢梭、摩尔根、恩格斯等诸多学者从假想或是考证的角度都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都隐含着一个逻辑，即政府源自人类对可信赖权威的需求。人类各项社会活动的有序进行离不开对各类信息的记录、保存与使用，但随着人类社会交往范围的拓展，仅靠信誉方面的道德约束已难以保证对等主体之间的互信，政府便是为此所引入的信任中介。官僚制政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技术(socialtechnology)”，为其所处的社会充当信息处理机器，专门用于分配和处理特定社会所需的信息。[11]苏美尔文明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批官僚――抄书吏，他们用泥板记录和管理借贷等各种信息，旨在维持社会信任。[12]在中国封建社会，受制于当时的数据收集与统计技术，上层难以准确获知下层及社会的情况，进而也就无法准确把握国家的整体情况，只能模糊地通过强调上缴税收与地方治安实现对地方官员的治理。[13]政府获取和运用数据能力的不足既是诸如“王安石变法”等各项改革失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发生“叫魂”妖术恐慌这种恶性社会事件的原因之一。而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使得全球数据信息量呈指数级增长，数据已成为一切管理的基础。随着电子政务应用纵向深化，我国已积累了大量的政务数据，但在数据质量、数据共享和数据安全等方面亦存在诸多不足。下文将审视当前政府管理方式变革中对政务数据运用存在的问题，在厘清问题的基础上方能进一步探讨区块链能为政府管理方式变革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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