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慈善也迎来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利好。基金会的繁琐流程终于在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后得以缓解，慈善法的通过为非公募基金会提供了新的募捐渠道，也为慈善组织提供了最优化的支持，民间慈善组织合法化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信息不透明
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的透明指数虽然逐年有所提高，但在一些重点且敏感信息方面，如负责人及管理人员薪酬、经审计的慈善项目财务报表等，绝大部分慈善组织仍未能提供。
即便有此类基于互联网的信息集中式发布平台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最佳渠道。各类信息报告的原文并不能及时便捷的获取。一些慈善组织的网站仍然存在披露信息不全面，时效性不强以及披露的信息无法验证的情形。
暨南大学传播学教授吴文虎说，「在社会出现阶层鸿沟、垄断群体依靠特权实现欲望的环境下，底层群体的被剥夺感很容易被扩大和加剧，敏感的民众迅速结成了集体不信任，因此，越是不透明的制度和立场，就容易成为引爆民怨的火药桶。」
如何获取公信力
那么慈善组织该如何重获公信力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公信力的生成机制。笔者推崇的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社会学教授在他的论文「生产信任：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中写道：信任来源于交往过程，来源于组织特征，来源于法律制度。
他认为双方交往的历史声誉会给予对方信任，具有相似社会性的双方容易建立信任，法律制度为人的行为提供了保障，同样能够产生信任。
第一，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方面来说，有良好的过往历史与名声的慈善组织容易获取公众的信任。而公众对于慈善组织名声的判断主要有两个依据：1. 来自慈善组织主动公布的一手信息。2. 来自舆论的二手信息。二者都会影响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信任。
举例来说，很多慈善组织会邀请捐赠人参与项目考察，目的就是让捐赠人获得一手信息。在慈善组织与捐赠人之间持续的互动和交往历史中，双方可以通过正向回馈来迅速积累信任。同时在二手信息中，媒体、自媒体和专家等扮演着关键角色。公众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的信息积累之下，会形成对于此慈善组织的判断。在媒体中扮演正面角色的慈善组织往往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
慈善组织想要取得公众的信任，必须设法令公众获得慈善组织内部和外部发出的真实、权威、可靠的信息。但信息的传递方式决定着慈善组织的真实信息是否能够到达公众身边，从而决定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由于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遗漏、扭曲现象，且信息传递环节越多，信息遗漏越多，所以第一手信息和第二手信息对慈善组织公信力有不同的影响。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很少依靠第一手信息，大部分依靠第二手信息来判断是否给予信任，而公众拒绝给予信任依据的信息也主要是二手的。
第二，人们根据慈善组织的某些社会型特征来确定其是否可信。公众与慈善组织的价值观越相似，慈善组织越符合公众的期望，那公众就会越信任慈善组织。
信任和期望联系在一起，信任越大，对被信任者的期望越高；信任越小，对被信任者的期望越低。众人长期对社会角色的期望会固化为该角色的行为规定，如果该角色没有达到众人的期望，则会被认为失信，并因此受到惩处。即使众人对该角色的期望不合理，该角色也会因为达不到期望而受到众人的制裁。如果被信任者的行为达到或超出了信任者的期望，双方的关系就得到巩固或加强，信任者以后会继续给予被信任者信任。慈善组织要明白公众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捐赠人把有价值的款物托付给慈善组织，就同时赋予了慈善组织把捐赠款物用好的期望。
第三，法律为双方提供了有力的强制性保证，失信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一来，当法律实行其职责时，公众会更加信任慈善组织。
2016 年出台的《慈善法》解决了慈善行业「无法可依」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公众所期待的「执法必严」问题还在进一步执行中，期间所积累的问题爆发，也是公众对于法律执行力度的不满。当慈善组织无法回应公众合理的期望，甚至故意作恶时，能够依法对其进行惩处，不光能够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提高违法成本，同时也会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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